吴合文 石耀月 | 作为软实力工具的国际高等教育：一个案例分析及启示
吴合文 石耀月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作为软实力工具的国际高等教育：一个案例分析及启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访学经历对高校教师学术生产力影响的动态整合研究：效应与路径”（BIA170202）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发挥“同化”作用重要途径的教育，在影响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经过时间洗涤沉淀而来，这类文化符号是传播教育价值及其理念的载体，也是传递国家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和教育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在各种教育形式中，国际高等教育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直接的载体和工具。国际高等教育兼具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国际高等教育通过高校人员的跨国流动和学术资源交换，客观上加速本国优秀文化传播、促进国家间不同地域的文化理解，同时助力高校完善学术研究的全球视角并加快与国际研究接轨的步伐。在这种思考逻辑下国际高等教育的教育价值得到政策和学界的一致认可。当把国际高等教育当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具时，国际高等教育的政治目的和价值是核心。国际高等教育的政治价值未得到充分研究，限制了我们全面看待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为美国发展软实力的一项标志性举措，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国际高等教育的一个品牌。该项目长期打着教育文化交流的旗帜，资助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精英人士到项目国交流。通过参与者的传播，给很多人带来了错觉，不能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国际高等教育项目。本文以该项目为例，从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中对该项目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澄清真相，以正视听，促使我们以批判的视角看待国外教育交流项目，并完善我国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
一、国际高等教育的软实力意蕴
国际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行体，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国际高等教育既包含内在的教育价值，也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作为软实力工具的国际高等教育，政治诉求是目的，教育价值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一）国际高等教育的功能冲突
国际高等教育有着多重功能，这些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国际高等教育有多重内涵，可以从国际主义、国际关系、国际交往、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竞争等多重角度进行解读。这种概念的多元性也使得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立场看待国际高等教育，包括信息立场、安全立场、意识形态立场、务实立场等。由此对国际高等教育的理解产生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和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另一种观点强调大学与其教育使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那些强烈感受到国家紧迫感的人认为，大学必须满足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紧迫需求。另一方面，那些珍视大学古老传统和学术精神的人认为，大学对世界事务的贡献应该主要是其学术的副产品。这两种观点只是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解张力的两个极端。
强调国际高等教育内在教育使命的机构和学者逐渐形成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强调国际高等教育要与改善人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Stephen Duggan）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认为国际学生和学者交流应该只服务于国际理解和人类福利的中立事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认为“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命运的意识，是一切国际合作项目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许多机构和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包括文化交流、人类繁荣、人文主义等。持该立场的人认为国际高等教育是政治中立的，有着自己内在的教育目标，旨在推进科学和艺术进步，帮助人们改善思维和扩展自己的多元文化理解。
强调政治驱动的国际高等教育的观点坚持教育和知识根植于民族国家，认为竞争是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和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认为，除了和平与相互理解，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冷战成为促进国际高等教育的主要理由。最初是偶然的和个别的活动演变成有组织的国际教育计划，更多地是由国家政府而不是大学推动的。国际高等教育项目都包含一种假设，认为国际交流项目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声誉和国际地位。富布莱特项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伊拉斯谟计划都体现了将高等教育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的外交政策战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有时作为英国大使馆的附属机构运作，它将自己描述为英国的国际教育机会和文化关系组织。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扮演着类似但不太广泛的角色。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也在追随他们的外交努力。这一观点最后形成了国际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工具的系统思想。国际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公共外交的工具，主要目的是用来接触、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支持者认为只要国际高等教育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就应该为国家的海外利益做出贡献。随着国际竞争局势的发展，强调国际高等教育政治诉求的观点逐渐占据主导。虽然说高等教育软实力工具价值的重要来源主要源自于政治驱动的观点，但国际高等教育的教育价值也是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二）作为软实力工具的国际高等教育
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价值观和外交吸引或影响他人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使用威逼或利诱的手段。在正常情况下，知识的传播通常是由于其自身的吸引力，表明其内在的能力，以其自身的优点说服他人。由此看来高等教育是软实力的理想工具。
国际高等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上的假设和实践由来已久。在中世纪当第一批大学创建时，高等教育已经是软实力的来源。在欧洲，许多意大利高校，以及巴黎的索邦大学，对欧洲大陆各地精英的学术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生和学者的流动性自大学成立之初就已成为其特征。在中世纪，拉丁语几乎是学术领域的通用语言，它保证了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广泛传播。与拜占庭和阿拉伯文化有关的学者也保持着交流。特别是在中世纪早期，这些文化在学术发展方面比西欧的同行要先进得多，成为知识向欧洲扩散的中心。近代在殖民统治和对地方精英、有时甚至对更广泛的人口施加软影响的情况下，教育被用作在海外推进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外交和统治的实践中，国家通过教育扩大了国家利益。它在那些希望影响当地居民的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后殖民时代，教育仍然在提升国家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阿特巴赫和皮特森（Altbach and Peterson）看来，高等教育的软实力是通过对知识和科学生活的影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思想来行使的。从国外吸引学生和学者到高等教育机构被认为是培养个人对给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的有效方法，它还促进参加交流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工具的实现路径包括文化吸引力、校友影响力、改变价值观等。首先，国际学者和学生在国外的实践增加了对东道国的积极态度，包括对文化、政治体系和价值体系等。这些假设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历史中一直非常稳定。其次，国际学生被视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精英，返回国家后将在本国获得有影响力的职位，这将有利于教育输出国的政治影响。最后，国际教育经验还被假定会产生政治取向的变化，促进其对输出国价值观点的认可。在全球大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中，西方世界利用国际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政策设计获得软实力。
二、 对典型案例的批判性分析
由美国国务院支持的富布莱特项目是通过国际高等教育提升软实力的典型例子，政府官员经常将其视为美国伟大的外交资产之一。该项目主要通过资助人文社科领域，走精英路线，在精英人才中进行价值输出，对项目输入国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入侵，在文化上折射了美国民族主义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约瑟夫·奈认为，影响他人行为的三种基本方法：进行威胁或胁迫、提供奖励或报酬、通过吸引对方想要你想要的东西。富布莱特项目正是通过第三条路径逐步为提升美国的软实力做贡献的。
（一）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传播是富布莱特项目的核心价值
富布莱特项目产生于文化教育交流从个人利益向国家利益转型的大背景下。虽然文化和教育交流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私人利益一直是大多数举措的重中之重。卡内基基金会和国际扶轮社（Carnegie Foundation and Rotary International）等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国家和个人之间更密切的文化关系和互动将减少导致战争的敌意和误解，这一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欢迎，学者们通常将其描述为国际主义。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政府机构才在文化关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在国务院内成立了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并于1940年成立了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这些机构活动的范围很广，包括传统的宣传活动，还包括教育、营养、语言和卫生项目，以及人员、艺术和音乐的交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义的文化关系逐渐形成，美国政府重新定义了文化交流项目的效用和目标。个人参与文化外交关系(包括通过教育交流项目)的模式逐渐削弱。《退伍军人权利法》扩大海外教育补贴的经验教训直接影响了富布莱特交流的实施，并在从个别文化外交向冷战时期更集中的文化项目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国外教育补贴的迅速扩大，凸显了冷战期间教育交流作为外交工具的重要价值。《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帮助形成了美国教育交换计划的框架，包括最成功的政府资助的交换计划——富布莱特计划。
富布莱特本人也是出于政治考量提出富布莱特项目。1945年，时任美国参议院议员的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认为，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将成为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议题。富布莱特参议员提议的核心是相信教育交流可能是解决国际冲突的一种合适的新方法。同年9月，富布莱特向国会提出一项修正美国1944年《剩余资产法》（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的法案，该法案被描述为“授权使用通过在国外出售剩余财产而建立的信贷，从而通过交换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学生来促进国际福祉”。1946年，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富布莱特重新设计了法案，新的修正案提议“指定国务院作为处理美国大陆、领土和属地以外剩余财产及其他用途的机构”,并提出一项关于教育交流计划——《富布莱特项目》。他提议通过向海外租赁国出售战争盈余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教育交流项目，资助他国及本国学者进行教育、研究、学习等活动。同年8月，杜鲁门总统批准《富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成为法律。
美国政府启动和推进富布莱特项目的核心是传播美国价值。富布莱特计划以相互理解的语言为框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权力的演习。萨姆·勒波维奇(Sam Lebovic)对该计划的早期形成进行了精彩的探索，描绘了该计划早期实践和说辞的核心政治:美国官员坚持批量销售可用和不可用的“战争垃圾”来资助该计划，通过“教育交流”获得“无形利益”。无论是通过美国人赞助的出国旅行，还是外国人访问美国，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传播“美国”价值观和制度并使其合法化，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从富布莱特推动该计划的前后行动和言语也深刻表面该计划的本质所在。从1944年参加伦敦国际教育会议开始，富布莱特反复强调美国自身利益与教育领域国际合作之间的重叠。二战后美国形成了“美国民族主义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新的国际主义意识和强化的例外主义观念的融合。富布莱特本人是美国全球主义愿景的典范，认为美国不仅要参与世界事务，而且由于其实力和道德优越感的实施美国必须要起到带头作用。富布莱特本人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该计划的外交政策含义，文章用冷战的语言表达了这个项目的目标。引人注目的是，该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科学的进步，也不是学术的促进”，而是“国际理解”，富布莱特将其定义为对国家刻板印象的双向打破，强调对外交流是美国正面形象的载体。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引导了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的早期性质。富布莱特项目是在美国上升到全球强国地位，且外交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建立美国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的时候成立的。尽管该项目成立之初强调自身的非传播性质，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逐渐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冷战的结束使富布莱特项目的重心转向东南亚国家，1990年至1995年期间美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签署了6项新的交流协议。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被美国政策圈视为打击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手段。这些地区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具有新的意义，新的交流倡议被创造出来。21世纪所有活动表明，富布莱特计划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持久组成部分，因为它适应了外交政策的关切。尽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但它自成立以来近70年来一直保持着它的重要性。直到今天富布莱特项目继续为美国的文化传播和政治外交服务。
富布莱特项目的基础是法律和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实现了项目的合法化和可持续性。《富布莱特法案》是富布莱特项目的起始法律基础。由于出售战争剩余物资为富布莱特项目提供资金援助的不可持续性，1948年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和众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提出《美国国际新闻与教育交流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即《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法案要求美国政府以最低限度出售在国外的租赁物资，以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并要求政府启动拨款以资助访美研修和学习的外国学者。《史密斯—蒙特法案》于1948年获得国会的一致通过，在1950年由杜鲁门总统签署而正式生效。它的出台作为《富布莱特法案》的补充，为富布莱特的学者交流项目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推动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行。《史密斯—蒙特法案》以一种更加单边的方式，强调通过教育交流和广播在海外宣传美国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富布莱特计划必须应对许多挑战。一方面，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从海外销售盈余中获得的收入已接近枯竭，并且被武断地限制在与有这些收入的国家的交换中。另一方面，富布莱特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扩大其影响范围。1961年，国会通过了众议员韦恩·海斯（Wayne Hays）和富布莱特联合提出的《共享教育文化交流法案》（the 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又称《富布莱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随着《富布莱特-海斯法案》的实施，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确实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撤销的组成部分和外交关系的‘第四维度’，与更传统的外交政策元素，即政治、经济和军事交织在一起”。它提高了美国各种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之间的协调程度，批准了更多的资金来源，并加强了外国奖学金委员会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富布莱特计划在过去60年里得到了扩展和发展，但并没有颁布新的立法。1961年的《富布莱特-海斯法》至今仍是交流计划的立法基础。这些法案的形成有助于塑造美国作为关键的世界领袖和超级大国的形象，并以非威胁和非胁迫的方式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事业留给了慈善基金会和个人努力。立法的通过使美国政府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因为它们明确标志着美国政府试图“在战后世界的国际教育和智力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开始。这一过程为成千上万的外国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学习美国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的机会，而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海外学生则有机会传播有关美国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信息。富布莱特项目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有目的和强有力的外交接触形式，其核心特点是软实力。时至今日，富布莱特计划成功打造美国最大的教育文化交流平台，通过资助国际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培养他们的亲美意识，使他们回国后能宣传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
从富布莱特项目在我国的启停中可以看出国际高等教育在国际关系中的工具价值，以及传播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富布莱特的灵感之一来自庚子赔款奖学金协议。在一次美中教育和文化关系会议上，富布莱特参议员承认，他在提出交换计划时就考虑到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我可以说，一个先例是庚子赔款案的先例，这也是为什么富布莱特法案规定的第一个协议是与中国达成的原因之一。”由此，中国也成为第一个签订“富布莱特”项目的国家。随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初推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富布莱特项目受到了直接挑战。2020年7月14日，特朗普宣布中止与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所有富布莱特交流项目。上述外交政策的变化引起了国际教育界及其倡导者对交流项目的地位及其在促进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之间的外交关系方面发挥作用的能力的质疑和关注。此类项目的支持者认为，此类关系的减少可能会在无意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利益。它还可能阻碍以非强制性和非威胁性的方式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努力。虽然富布莱特项目一直被宣传为高度的自主性，强调其非政治性，但从富布莱特项目在中国的启停我们可以看出该项目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依附性。
（二）以教育交流推动软实力提升是富布莱特项目运行的基本逻辑
通过教育进行交流，与通过国际广播、倾听和倡导的方式进行交流有着明显的区别。教育活动中外国受众的参与度较小，受众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在价值传播中明显强调相互性，而不是像广播那样的单向方式。教育本身具有长周期性、未来性和因积累而带来的滞效性等显著特性，教育外交是一项以人才成长周期为最小周期的事业，其目标是培养和培育国际关系学上“隐蔽的说服者”，无法用一时的传播效应和量化指标衡量，短期内没有速效之功，其效果往往要到十余年甚至数十年之后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国际教育交流还需要利用人际关系和网络。为此，富布莱特项目在价值传递和管理策略上精心设计，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
1.价值逻辑：遵循教育交流规律发展公共外交
富布莱特项目既是公共外交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教育交流项目。在实际运行中，富布莱特项目打着教育交流的外衣开展公共外交。美国历来都非常重视通过对外开展教育交流的方式来达成其公共外交中的某些目的。富布莱特项目就是以教育交流促进国家外交发展的典型。作为第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教育交流计划，“富布莱特计划”将教育交流活动确定为美国外交关系的一个独特领域和宣传美国价值观与信仰的有形载体，体现了美国在文化外交上的长效追求。富布莱特项目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从而构成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关键的“工具……以丰富的财富、消费文化、技术知识和政治制度为标志的美国良好形象”。富布莱特项目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成功为美国提供一个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工具，拓宽了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外交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从富布莱特项目中参与者资格的严格选拔、项目内容涉及的“向母语为非英语的国家教授英语语言”“美国学者外出访学同时积极传播美国文化”以及通过教育交流发展美国的多边外交关系、各国访学交流的学科领域由美国主导等多个层面，都可以看出其中内含的政治因素。换言之，国际高等教育早已成为美国对外交往、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和载体，通过知识流动的方式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系，也潜移默化地向合作国进行文化渗透。
富布莱特项目通过信息工具和教育-文化工具的融合来实现其软实力工具价值。国际高等教育的功能冲突在外交上体现为教育交流活动的归属。教育交流活动的归属可以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信息视角和教育-文化视角。信息阵营认为，由于参与者是由美国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美国公众应该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一些有形的利益。资助需要有一些附加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隐含的还是明确的。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公共外交工具箱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路，富布莱特基金受助人成为政府与目标外国受众沟通的另一种“媒体”。由于富布莱特项目的参与者是由美国政府赞助的，那些同意信息视角的人会期望参与者在国外扮演大使的角色。相反的观点认为，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应该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应该不受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影响。它们本质上是有价值的活动，不必是战略性的。富布莱特计划的历史被理查德·阿恩特简洁地称为交流外交的文化目标和宣传目标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所困扰。富布莱特项目管理者努力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和遵循教育交流价值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服务于公共外交的前提下，富布莱特项目在实施中强调了学术交流的价值。在参与富布莱特项目的超过155个国家中，交流由两国委员会进行，或由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在没有与美国建立委员会的国家提供。项目管理者通常以教育文化交流的方式推进富布莱特项目，而不是运用信息宣传方式。对两国委员会而言，他们认为学术质量是富布莱特项目寻求进一步外交成果的先决条件。没有学术质量的坚实基础，该项目将无法得到合作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尊重或重视。富布莱特项目注重在避免宣传指责的情况下达到其目标，具体实施策略包括：（1）设计包含大量深思熟虑的项目；（2）提供有效的选择、定位、指导和跟踪；（3）最大限度地利用受资助者所代表的专业领域，以及他们的个性、个人联系和附带活动；（4）通过简化政策和程序。政府支持的富布莱特项目还通过高度非政府的外衣来建立它的声誉并促进其在海外的接受：（1）外国奖学金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8人是著名的私人教育工作者，而不是政府雇员。（2）在美国负责项目支持的所谓合作机构是著名的私人非营利和专业教育协会。（3）国外的双边委员会及其双边理事会不是任何一国政府的工具，而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独立运作。在富布莱特项目的宣传材料、年度报告、评估研究等相关工作中，也始终以联系接触与增进理解的修辞表述。在运行过程中，项目注重遵循教育价值规律，但最终目的是开展公共外交服务美国国家利益。
富布莱特计划的资助史和管理架构也揭示了它的价值逻辑。从资助史中可以看出富布莱特项目与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政府通过资助这一政策工具引导富布莱特项目服务于国家利益。在60年代后期的财政削减和70年代的经济停滞之后，富布莱特资助资金在80年代里根政府的“第二次冷战”期间开始增加。在东欧剧变后，富布莱特资助资金在 1994年达到顶峰，并在1990年至1997年之间，新成立了10个新的两国富布莱特委员会。911事件和全球反恐战争的到来促使资助资金重新增长。从富布莱特项目的管理架构也可以看出其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项目。富布莱特最重要的委员会富布莱特外国奖学金委员会（FFSB）在制度上受政治结构的约束。董事会成员都是政治任命的，多数成员都来源于政府。正如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和弗朗西斯·科利根（Francis Colligan）在他们关于该项目历史的内幕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说的“关于董事会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务院的工作”。
2.管理逻辑：瞄准关键群体服务文化传输
富布莱特项目每年向来自美国和160多个国家的约8 000名学生、学者、教师、艺术家和专业人士提供资助，以促进参与者在对方国家学习、教学、研究以及思想交流。富布莱特项目瞄准关键群体，遴选最符合美国价值传播的对象，进而通过维护一种积极的全球形象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富布莱特项目在筛选本国访问学者时，会带有目的性的选择一批“非官方交流大使”。项目的候选人往往需要经历严格的申请程序，才会确定最终的受赠者名单。美国学者在申请的过程中，通常要以竞争的方式展开角逐，经过层层考核来确定最终人选。严苛的筛选程序是为了确保参与该项目的美国学者在出国交流时可以积极、准确地描绘美国的文化和历史，宣传美国的价值理念及其治理理念。因此，富布莱特国外奖学金委员会在挑选项目学者时，会试图选择一批成功的“美国非官方大使”，以促使其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向合作国传输美国的文化体系、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内容。富布莱特项目借助向各国家派遣“交流大使”的方式，既实现了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也在重塑着不同国家对于美国国际形象的认知。
富布莱特项目遴选的基本原则是精英主义。乘数效应强调了精英参与的必要性，这种观点认为精英们将成为意见领袖，并将处于有利地位，与目标社会中的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文化知识。曼海姆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明确提到精英阶层是目标。他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公众或精英舆论的努力，以使目标国家的外交政策变得有利”。在公共外交努力的各种潜在精英目标中，学生和学者是未来意见领袖的主要力量。教育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交流作为一种公共外交工具的应用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交流将在长期内导致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友好关系。如果这种交流是在精英阶层、舆论领袖之间形成的，那么公共外交的效果就更加明显了。国际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项精英活动。富布莱特基金受助人的经历可以被理解为精英获得资助国价值理念和专业知识的过程。精英们在他们的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影响其他人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他们被期望成为未来的精英和意见领袖，利用他们在交流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充当价值宣传者。精英主义是富布莱特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富布莱特项目学者参与了许多精英活动。当精英或未来的精英在项目活动中相互接触时，他们已经被赋予价值传递者的中介。访问者即使不可能成功地成为美国权力的代理人，他们也会成为证人。从交流外交的理论基础来看，青年交流具有很高的潜在乘数效应。由于交流经验的影响被认为是终生的和持久的，所以交流接触场景发生的越早越好。富布莱特本人希望该项目的重点是“为学生和年轻人提供最大数量的项目机会”，而不是学业成绩。在强调年轻、充满活力的候选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传播美国特定形象的尝试，以及一种确保被资助者有充分的准备走出象牙塔，与许多外国人互动的尝试。正如外国奖学金委员会对教育基金会的指示，“项目阶段应该集中在那些为广泛多样的联系和协会提供最大机会的项目上，尤其是与外国年轻人的联系和协会。”该项目旨在在国外做重要的政治工作。正如富布莱特后来解释的那样，“我最初的想法不是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普通教育项目，而是通过重要国家的明智领导来影响政治事务。”因此，学术交流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影响国际精英的手段，并为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奠定基础。
富布莱特项目注重培养参与者的“兴趣意识”。项目管理旨在让外国访学者了解美国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以便“激励他们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等不同的方面”。富布莱特项目受资助者经历的性质是该项目目的、影响和声誉等问题的核心。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是交流外交文献中讨论的“人的因素”。麦克莱伦认为国际交流计划是最有潜力激发和保持个体对“计划发起国家”的兴趣的策略，它发挥的重要性不可预估。富布莱特项目通过邀请不同国家的学者访美开展学习与研究，以培养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兴趣和求知欲，以加深对美国社会基本情况的认识。在资助期间，富布莱特学者被期望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文化，并学习东道国的文化。这被称为他们的“大使”或“文化调解人”角色。在富布莱特项目的早期，鼓励参与者通过公开演讲和家访与当地人接触。今天，志愿服务已经取代了公开演讲。它代表着比公开演讲更小规模的文化学习，强调交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从富布莱特项目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该项目一直是美国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工具。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影响精英群体传播美国价值，进而影响外国舆论和政策取向。虽然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对该项目运行价值的争议，但这种争议的最终目标还是提升美国软实力。富布莱特项目从1946年创立至今，涵盖的学科交流范围日趋广泛，其凭借多元化的项目模式，潜在地将美国的主流价值体系辐射和渗透到不同国家的多个研究领域中。但随着美国政府将富布莱特项目政治功能扩大，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表达时，其软实力工具价值正在下降。
三、有效发挥我国国际高等教育软实力价值的路径
国际高等教育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但这并不是说更多的交流就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这种工具价值能否得以有效发挥取决于我们看待国际高等教育的立场以及采取的具体举措。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国际高等教育工具价值，正确认识国外教育合作的意图和目的，深切认识到国际高等教育的根本利益所在，将工具价值融入我国国际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我国国际高等教育的教育价值，提高国际高等教育的质量增强教育吸引力。富布莱特项目采取高等教育跨国流动的方式，有目的地推动国际各界对美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扩大了美国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在项目演进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参与高校、访学学者等在统一的项目框架中承担着不同角色，履行着各自不同的工具价值和使命。我国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要切实观照国际高等教育的地位和多重功能，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融合不同建设主体，共同致力于国家教育质量和文化软实力水平的提升。
（一）提高站位：重视国际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服务国家利益
服务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是国际高等教育的根本。从富布莱特项目的启动和发展中可以看出该项目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价值取向。虽然相互理解是富布莱特项目相关政策的修辞，但这种抽象概念被政策制定者充实之后就变成单一价值的传播。在我国推进国际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也要做好通过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顶层设计。要明晰国际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扩展国际交流项目的动机清单中，提高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优先等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革新国际交流的项目形式、运作方式和评价模式。
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出国交流的学生和学者的交流立场。出国交流学习的是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但要坚定自己的价值立场。特别是要注意在回国后不加筛选地、以偏概全地传播相关知识。归国后应重点考虑将习得的知识科学地迁移到研究和教学中，在提高国际化思维和全球思维的同时分析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影响。同时，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不仅是学习他国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的过程，其间也往往伴随着学者对本土国家文化的积极输出。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向其他国家介绍和传播本土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促使文化在不断的交流、碰撞、博弈中获得新的发展与突破。其次，我们要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广泛地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向世界展示我国的先进文化。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基于本国利益的狭隘理念，以强迫方式促进软实力的推行，必然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常常适得其反。在美国走向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之时，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赢得广泛的认可。“美国优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狭隘国家利益观念与共同利益观念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双赢、相互尊重、合作和不干涉的内在价值。在世界秩序处于大变革的形势下，作为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提倡相互尊重、理解、合作与团结的精神，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利益为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进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交流，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文化优势，循序渐进地让国外友人接受并传播这一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价值体系。国际高等教育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权宜之计，而是润物细无声式的长远战略。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当前的国际竞争局势，充分发挥国际高等教育的软实力作用，以中国特色塑造更加符合全球利益的价值观，规范全球化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重心聚焦：强化国际高等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国际高等教育软实力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交流合作的质量和内容，也取决于学生在校园的感受。我国在加快双一流建设、增强人才资源综合实力的现实诉求下，要拓展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实现国际高等教育的纵深化发展，充分发挥国际高等教育在提升软实力上的作用。
首先，在人员选拔上，要面向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两方面建立严格的筛选机制。富布莱特项目的参与者要经历严格的筛选过程才能获得最终的访学资格，以确保符合项目的价值趋向。这些学者是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促进软实力上可能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和号召力。其次，在交流效益评价上，要全方位地评价教育国际交流的效益和影响。按照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短期效益与长期影响并重的原则，制定动态监测的国际交流评估体系。评价内容既要包括学术效益指标，更要重视文化价值传播的内容。第三，坚持教育国际交流的平民主义。美国许多国际教育项目采取的是精英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美国的政治体系是一致的。但这种精英主义的方式在大众传媒时代面临着信任危机，正在削弱该国国际教育交流的软实力价值。我们要坚持教育国际交流的平民主义。在出国留学上加大资助力度，让不同背景的个体都能承担文化大使的责任。在来华留学上既要有选择地吸纳精英人群，也要资助来自国外经济社会地位弱势的人群，充分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第四，推进教育交流合作法治建设。富布莱特项目在1946年就被列入美国法案，成为一项法律，受到国家法制的保护，并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相比而言，我国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政策更多见诸国家教育规划、教育意见等文本当中，缺乏系统性。为促使国际高等教育的有效推进，国家要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指导作用，做好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规划，以确保高等教育国际流动的规范化、合法化、可持续化发展。第五，探索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富布莱特项目设立初期的资金来源于租赁国的战争盈余，在发展后期主要由美国国会提供，并由合作国的政府、主办机构、基金会等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足额的经费投入是保障高等教育国际流动的重要前提，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的跨境流动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在价值，在以国家经费投入为主导的前提下，积极拓宽经费来源新渠道，构建灵活性、多元性的资助体系，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撑。第六，实施常态化管理，加快完善国际交流项目的体制机制建设。富布莱特项目在项目宗旨、人员筛选、团队管理、资金来源、具体实施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体系化的建设，并不断调整。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也开始迈向新征程，通过知识交流实现教育领域的互利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就必须建立系统化、规模化、多元化的出国访学项目管理机制。根据我国各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多元化、分层次的制定符合学校自身建设逻辑的管理机制。第七，融合国家民族文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学品牌项目。软实力的内容及其有效性都取决于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什么是重要和有价值的。当制度和文化组织的模式产生认可、崇拜，以及模仿它们成为特定系统的一部分愿望时，软实力就会显现出来。软实力的来源不是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的。它们是主体间构造的，并随时间而改变。特色化、品牌化的国际高等教育项目有利于吸引国外更多优秀的学者来华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在建设国家留学品牌项目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土实际，结合民族特色，将项目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并由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定期对交流人员进行考核与评价，不断优化项目培养质量，提高品牌信誉，循序渐进式地扩大对外合作范围，有的放矢地向前推进。
（三）双向联结：实现文化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的协同共赢
公共外交是国家为提高国际知名度、认同度和美誉度，由国家政府或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借助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交流，以传播文化、澄清信息、塑造价值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形态，公共外交实施主体的外延被扩大，既可以是主权国家政府及其相关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国际形象、消解国家隔阂、提升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活动。国际高等教育属于公共外交的交流外交。交流外交（exchange diplomacy）的基本理念，即将教育和文化交流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实践。交流外交的实践建立在一系列关于舆论、外交政策以及这两种理念之间关系的假设之上：一是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实现相互了解的目标，并影响交流参与者对彼此国家的看法；二是与目标国家的意见领袖接触将塑造精英舆论，并最终影响公众舆论；三是公众舆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交流外交具有双向联结的特征。介于教育流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外交具有持久性和内隐性的特点，并进一步驱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强调主办国和参与国之间的彼此协作，旨在发展各国学术生产力，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助推国家公共外交的新发展。但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一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会在无形中影响到合作国的文化体系建设，这时的文化外交往往既带有教育交流的属性，也具有增加国家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同时，一国的民族文化可以成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的有利载体，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助力政治建设的作用。在巩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国家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国际影响逐渐加深，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间接地助推了公共外交的发展。交流外交与文化软实力之间存在双向联结的关系，即以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为依托的公共外交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水平，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能够扩大国际影响范围，助益国家公共外交的新发展，两者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
知识跨国流动的过程中，要力求实现文化软实力与公共外交在双向联结基础上的协同共赢。既要借助国际教育交流的广阔平台，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从而驱动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增强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又要在建设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努力扩大对外交往范围，加深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国别间的互动与发展，在国际中树立协同共赢的大国形象，使合作双方朝向相互理解、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愿景努力。